昔日延安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独特魅力
发布时间:03-22  来源:延安精神研究中心

延安象一块磁铁,曾经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延安是一所学校,曾经培育了多少共产党人。延安象一座灯塔,曾经破除了革命发展的各种迷雾;延安是一面旗帜,曾经引导了民族解放的正确方向。只要是稍微有一些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常识的人,就一定会知道延安、延安时期和延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重要影响和重要作用。

重要的历史地位

1949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还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空回响,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毛泽东,就在百忙之中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发来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复电”。在“复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毛泽东“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毛泽东这一番客观真实的高度评价和语重心长的殷切期望中,我们完全能够掂量出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准确分量。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革命的圣地,究竟圣在哪些方面呢?圣就圣在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圣就圣在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重要地方,圣就圣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关键阶段,圣就圣在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真正秘诀。

只要我们认真地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制定以来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一批批热血青年,历经千辛万苦,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在日记中所表达坚强信念:“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延安的重要历史地位了。

只要我们仔细地想一想,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指出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延安的重要历史地位了。

只要我们反复地读一读,1945年4月23日,陈毅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作了颂诗一首:“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延安的重要历史地位了。

只要我们冷静地听一听,著名诗人、老延安贺敬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下的情真意切的诗歌《回延安》中那“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的心声,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延安的重要历史地位了。

独特的神奇魅力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这既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必然结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正评价,还是延安独特魅力的经典概括。

对于延安的独特魅力,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仅理解成是延安这个地方的独特魅力,从根本上讲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的独特魅力,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魅力,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思想境界、道德水准的独特魅力。正象胡锦涛2006年1月29日在延安视察时所指出的那样:“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十三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延安的独特魅力,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体现的强烈的感染力、合情合理的求真务实精神所产生的雄辩的说服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所蕴藏的巨大的凝聚力、群策群力的当家作主精神所形成的持久的向心力、不屈不挠的攻坚克难精神所积聚的旺盛的战斗力、严格严肃的遵纪守法精神所孕育的长期的免疫力、自省自律的防微杜渐精神所显示的无言的号召力的集大成。延安的独特魅力,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引力的高度凝结,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合力的直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反映,是中国共产党作风毅力的真实显示,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动力的生动体现。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体现的强烈的感染力。延安时期是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为国为民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的重要时期。延安精神最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再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正象《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面临着亡国灭种危险的紧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基础上,于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是延安时期我党召开的最早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了真正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党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和付出了始终不懈的努力。当“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正确方针。经过我党代表团的调停斡旋,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抗日战争一爆发,我党就义无返顾地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与此同时,为了具体制定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于1937年8月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洛川会议”是我党在延安时期召开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和危害,而且确定了我党在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别是通过了闻名遐迩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更加具体化,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我党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切实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当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毅然决然亲赴重庆,充分表现了我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从而挫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分裂的阴谋诡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延安时期我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里,从我党经历的“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最为真挚、最为纯洁、最为执著的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为国为民的深厚情感和崇高精神。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合情合理的求真务实精神所产生的雄辩的说服力。延安精神中最耀眼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求真务实精神。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具魅力、最有特色的优良作风。在对待客观实际的问题上,延安时期我党不仅解决了为什么要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联系哪些方面实际的问题,还解决了怎样联系实际的问题。如在联系哪些方面实际的问题上,我党既联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的实际,也联系了中国人民谁都不愿意当亡国奴和谁都对汉奸卖国贼深恶痛绝这一民情的实际,还联系了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由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组成的这一党情的实际;既联系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也联系了国民党军队的实际,还联系了日本侵略军的实际;既联系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际,也联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还联系了沦陷区、敌占区的实际。众所周知,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在蜚声中外的军事学巨著《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没有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没有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没有生搬硬套苏联革命的特殊经验,而是根据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自己所面临的“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客观实际,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重要思想。我们经常说延安的窑洞里出马列主义,这话一点也不错。因为延安的窑洞里出来的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是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而又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列主义,是完全彻底的马列主义。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所蕴藏的巨大的凝聚力。延安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时期,既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也是中国各族人民长时期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艰难困苦时期。热爱祖国与服务人民密不可分,报效祖国的过程,就是明确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过程。毛泽东在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说到:“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警卫战士张思德时所发表的脍炙人口的影响久远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郑重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6年,原来准备在延安只待两三天的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的记者斯蒂尔来到延安采访十天结束后,当别人问起延安一行的感受时,他说:“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无论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制定,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的确立;无论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还是精兵简政意见的采纳;无论是双拥运动的兴起,还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坚持,无不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自觉性、一贯性和坚定性。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群策群力的当家作主精神所形成的持久的向心力。延安精神中最基础的就是群策群力的民主精神。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象朱德的诗句里所赞颂和描写的“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弊绝风清的政治文明的崭新局面,就在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优良的民主作风,而且也有着比较严格的民主制度。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从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民主观念日益深入党心民心。从动员群众到接受批评,从整顿三风到正本清源,从纠正错误到加强团结,民主作风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从“投豆法”基层普选的进行到“三三制”政权方式的实行,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权力机关作出的决策的执行,到“精兵简政”政策的推行,民主制度逐步健全完善。因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就是以追求最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解放、翻身做主人的平等权利为主要奋斗目标的,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腐朽、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为主要革命任务的。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攻坚克难精神所孕育的旺盛的战斗力。延安精神中最宝贵的就是不屈不挠的攻坚克难和艰苦创业精神。艰难困苦几乎可以说是延安时期的代名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巨大的、复杂的。这些困难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还有文化方面的。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的《永久奋斗》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毛泽东针对反共专家的倒行逆施,强调指出:“他们反共,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是因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对模范青年们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从上述两次不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延安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各个方面困难的严重程度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严格严肃的遵纪守法精神所积聚的长期的免疫力。延安精神中最难得的就是严格严肃的遵纪守法精神。延安时期我们党面临的考验主要是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考验,还有权力的考验、金钱的考验、功劳的考验和法纪观念的考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虽然不是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但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民主政权。我党较好地回答了在这种局部性执政的过程中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为谁掌权、如何用权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我党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对于触犯法律纪律的人丝毫不予宽宥赦免。1941年12月,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因贪污三千零五十元公款,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在延安时期,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党中央进驻延安还不到十个月的1937年10月,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自恃劳苦功高逼婚杀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其处以极刑,毛泽东专门致信予以支持和肯定。1939年5月23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中,针对刘力功极端错误的思想意识和经过党组织七次谈话仍然不思悔改的严重问题,着重指出:“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1943年5月8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公约》对第五条“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注释是:“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在严峻考验面前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时时处处严格严肃、戒骄戒躁,从方方面面入手来从严治党。

延安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自省自律的防微杜渐精神所显示的无言的号召力。延安精神中最关键的就是自省自律的防微杜渐精神。防微杜渐,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为人表率,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们产生无言的号召力和无限的吸引力的根本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呼吁、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民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首先能够求同存异,顾全大局,捐弃前嫌,在抗日的战场上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在救国的工作中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在紧张的生产中披荆斩棘、出力流汗。毛泽东挑灯著书立说,周恩来带头纺线织布,朱德亲自下地种菜,更是传为美谈。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德反复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标准,更显示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和远见卓识。这就为党与人民、干部与群众、人民军队与民主政府、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形成同生死、共患难、鱼水相依、血肉相连、水乳相融的密切关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产生了巨大的动力。

深切的时代呼唤

众所周知,延安时期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这一点我们谁都不会否认。与此同时,延安时期的辉煌历史应当经常回顾,延安时期的宝贵经验值得永远记取,这一点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延安时期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一面镜子;延安时期的历史是一部教材,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一部教材。我们从这些沉甸甸的历史与活生生的现实中,既可以观察出不少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又可以接触到许多无标准答案的难题。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比较大,现实与历史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无论是认识延安重要的历史地位,还是进一步充分认识延安神奇的独特魅力,我们的头脑必须保持清醒,我们的立场必须保持坚定。我们主张尊重历史、寻找精神家园,就是要善于从历史的宝贵经验中获得教益;我们主张把握现实、回归精神家园,就是要敢于从现实的复杂矛盾中理清思路;我们主张迎接未来、重建精神家园,就是要勤于从未来的发展前景中产生动力。延安时期需要研究的东西、需要继承的东西、需要弘扬的东西的确数不胜数。但是有一点,那就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体现的强烈的感染力、合情合理的求真务实精神所产生的雄辩的说服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所蕴藏的巨大的凝聚力、群策群力的当家作主精神所形成的持久的向心力、不屈不挠的攻坚克难精神所积聚的旺盛的战斗力、严格严肃的遵纪守法精神所孕育的长期的免疫力、自省自律的防微杜渐精神所显示的无言的号召力,对于今天肩负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庄严使命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全面继承的财富和大力弘扬的精神。因为时代深切地呼唤着、人民殷切地期盼着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独特魅力在我们党继往开来、除旧布新、反腐倡廉、防微杜渐的新的征途上、新的事业里、新的队伍中,能够风采依旧,能够光彩照人,能够放射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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